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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毛泽东——越了解他的人越爱他(三):政治与品格

毛泽东——越了解他的人越爱他(三):政治与品格2018-04-26 15:19:10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蔡启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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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毛泽东时代人们有理想、有信仰、有道徳、有精神、有境界,这都离不开毛泽东精神品格的感召,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因为在毛泽东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最优秀的品格和精神。是毛泽东将自有的伟大品格和精神不断注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从而树立正气、抵制邪气、形成风气的结果。
  (一)不忘初心,党的选择
  从党建上来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他是一大13位共产党创始人代表之一。他一生对党忠贞,至死无悔。
  中国革命,异常艰险,大浪淘沙。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中,就有5种不同结局:3人牺牲,1人早逝,4人脱党,3人叛变,仅有2人坚持到最后胜利,即毛泽东、董必武。
  进一步看,13位党的一大代表中仅6人(不到半数)能够始终坚守信念,死而后已;有7人(超过半数)未能坚守信念,或中途脱党,或叛党投敌。如鲁迅先生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毛泽东、董必武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一生,他们亲眼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弃信仰,叛变投敌,为世人唾弃。
  何叔衡,血洒疆场,壮烈牺牲,死得其所,永垂不朽。
  邓恩铭、陈潭秋,惨遭杀害,英勇就义,名垂千史。
  王尽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为革命事业死而后已。
  包惠僧、刘仁静、李汉俊、李达等四人自行脱党,其中包惠僧、刘仁静脱党后,历经曲折,迷途知返;李汉俊、李达,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矛盾较深,加之个性独特而宣布退党,但他们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虽不在党组织中活动,却利用自己的“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最后以“共党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自省脱党是一生“最大的错误”,在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介绍人又重新入党。
  正确把持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的行驶方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非一般人所能胜任,需要具备坚定的信仰、坚强的信念,超人的智慧、超人的意志,高尚的情操、高超的战略。在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掌舵人如大浪淘沙,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先后都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
  第一代负责人:陈独秀。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先“左”倾后“右”倾,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保守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给中国大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坐视国民党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清党”、汪精卫“分共”,“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待付出30万共产党人生命的代价之后才幡然醒悟。1927年7月12日八七会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离开中央。
  第二代负责人:瞿秋白。1927年7月12日八七会议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否认大革命失败后处于低潮的形势,执行“左”倾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党的总策略是发动城市工人和农民举行总暴动,先后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起义,反对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命令共产党员和群众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给党和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在1928年3、4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瞿秋白作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
  第三代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1928年7月19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叛变革命;由于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实行了“立三路线”。1929年11月至1930年3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周恩来,因威望、资历和能力都超过李立三,替换李立三短暂主持过中央工作。1930年3月周恩来被要求到莫斯科汇报工作后,中共中央领导权又落到了李立三手中。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盲目地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国统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先后被破坏,红军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撤销李立三政治局委员职务。
  第四代负责人:王明、博古。1929-1930年间王明和博古等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后,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根据米夫的旨意,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从一个普通的党员一步登天,取得了中央领导权,9月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博古(秦邦宪,1931年1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4月改任青年团中央书记)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博古在担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王明、博古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路线,其极左主张直接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博古担任党的负责人止于遵义会议。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却又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1956年叛逃苏联。
  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几度沉浮,历经“三落三起”,承受了被怀疑、排挤和撤职等失落之苦,甚至一度跌入谷底,但他始终相忍为党,不忘初心,终究重新振作,逆境崛起,勇担使命。毛泽东的“三落三起”,与其说是他刻骨铭心的人生磨难,更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发展的艰难历程,其本质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军队“一把手”领导人的良劣正误之选,其结果就是中国革命的胜败得失和苦难辉煌。
  1.毛泽东的第一次落起——被湘南特委周鲁宣布“开除党籍”,朱毛红军会师后复起,开创“工农武装割剧”新局面。
  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事业未竟之际,蒋介石背叛革命,国民党阶级本性、军阀嘴脸原形毕露,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我共产党进行穷追猛打,血腥屠杀。
  一向怀有救国理想的共产党人,对此极其震惊和气愤。然而,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的第一代领导(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保守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最终30万革命群众与共产党员倒在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屠刀之下,给中国大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决定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立刻决定通过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在城市实行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然而,瞿秋白走的却是另一个极端,执行“左”倾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党的总策略是发动城市工人和农民举行总暴动,先后发动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起义,欲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以为中国共产党通过起义暴动即可获得政权。
  期间,毛泽东主动请缨到湖南组织秋收起义。然而,1927年9月9日暴发的秋收起义并不顺利,原想几路进攻长沙,可是起义没几天,各路几乎全部失利。再加上发现,暴发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已然难以坚守。这使毛泽东迅速明白了一个问题,国民党已经坐大,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当务之急不是继续暴动,而是如何让起义军的余部生存下去。
  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在到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中进行党的建设,成为党面临的新问题。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证明了“城市中心论”在中国行不通。
  当然,他是否马上就明白了靠暴动不太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道理,似也不是那么明确,但有一点他比较肯定,那就是必须保存武装,必须先生存下来才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几路起义军失败之后,毛泽东立刻做出决断,不再进攻长沙,拉着队伍上井冈山!
  1927年9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9月底,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首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就当时来说,上山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但中央则很难理解,乃至非常愤怒。认为他“停止长沙暴动”,是“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共产国际的代表说得更严重,是“最可耻的背叛”。当时在中央负责的同志都是一些革命青年,他们凭着一股坚定的革命信念,凭着对苏联十月革命武装起义道路的认定,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蔑视,一心认为通过发动一个个暴动就可以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可是,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却未能按中央的意图攻打长沙,而是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躲到”偏僻的井冈山。这在中央负责同志的眼里,自然就是“逃兵”了。
  1927年冬天,中共中央开始追究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认为毛泽东是临阵脱逃,自然难逃责难。1927年11月9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毛泽东进行处分,做出《政治纪律决议案》,其中关于对毛泽东的处分是这样写的:“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毛泽东的处分决定,到1928年3月才传到湘南,责任层层落实,湘南特委便选定29岁的特委军事部长周鲁为特派员,上井冈山传达中央和湘南特委的命令。1928年3月上旬,特派员周鲁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见到了毛泽东,高高在上,挥舞尚方宝剑,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并误传“圣旨”,宣布了三道指示:一是中共中央开除毛泽东的党籍;二是撤消前敌委员会,改组为师委,等于自动撤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三是何挺颖任师委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被湘南特委的特派员周鲁“开除”了党籍、罢免了前委书记职务、降职为师长的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且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鲁他作为湘南特委代表到井冈山,自然没有权力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呢?但是,周鲁说他是看了中共中央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明确写有中共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的决定,他只不过是前来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而已。就这样,毛泽东不明不白地承受了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失落挫折。更严重的是,中国革命也由此失去正确领导,更承受着巨大逆境波折。
  由于当时环境恶劣,中共中央文件是通过秘密地下交通员传递的,从上海传到湖南,颇费时日。周鲁到宁冈要通过白区,不能随身携带中共中央文件,只能靠背诵凭记忆进行传达,结果他在传达中央给毛泽东纪律处分的时候,把“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
  周鲁的误传,对毛泽东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党的革命事业,如果因中央惩办主义的政策而被开除出党的话,无疑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一出大悲剧。一个党员干部,一旦被开除党籍,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还何谈实现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紧接着,由于周鲁执行错误的“大城市”军事路线,不听毛的正确意见,悍然把井冈山的红军主力全部拉出去支援湘南暴动。因红军主力倾巢外出,致使井冈山防御空虚,被国军乘势占据长达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内,周围乡村县镇支持红军的百姓,每天都被血淋淋的屠刀屠杀,国军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各村党组织惨遭破坏,大批农委会成员被杀害,赤卫队及其家属被杀得血流遍地。据史料记载,死亡百姓近两万。近两万根据地群众的人头,为中央和湘南特委的“左”倾盲动主义付出了代价。
  由于湘南特委的瞎指挥和“左”倾盲动主义,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参加湘南暴动,在湘粤两省敌军出动5个师夹攻下,招致“三月失败”,朱德、陈毅率部撤退,被迫转向井冈山。
  1928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率部开往湘南途中到达湖南酃县中村时看到了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知道了只是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不是开除党籍,他心头的阴影终于一扫而光。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在江西宁冈县砻市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第四军。4月底,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龙江书院召开,产生了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书记。5月4日,在宁冈县举行会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
  1928年5月中旬,通往井冈山的地下交通线建立,作为湖南省委代表的杜修经到达井冈山茅坪,在八角楼见到毛泽东。
  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第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接任。5月25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亦称红四军)。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指挥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开始进入湘赣边界割据时期。
  虽然瞿秋白在1928年3、4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作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可是,中共湖南省委却仍然继续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干扰红军行动。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写信撤销毛泽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职务,并取消红四军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命令毛泽东率部向湘南发展。
  7月15日,反对去湘南的毛泽东被撤销前委书记的职务,改由陈毅担任。8月23日,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被取消。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召开,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1928年7月19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因其缺乏领导能力,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
  此间,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在井冈山,不顾现实,挟省委指示信逼毛向湘南攻打大城市,并说这是“绝对正确”,必须“毫不犹豫”执行。
  杜修经乘毛在永新指挥反“会剿”,鼓动28团、29团“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穷山沟没前途,唯有打大城市才是符合中央决议”。其结果,29团官兵全军覆灭,28团折损绝大多数,仅萧克一个连一百多人突围撤走。而反“会剿”的毛泽东久等28、29团援兵不至,寡不敌众,被迫转移后撤。井冈山根据地重新落入国军控制,又一场疯狂的血洗群众的大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这次因根据地广大,被害群众更多,3万多群众死于敌人的刀下!29团干部战士全部战死,28团几乎全部战死,3万多群众死于屠杀,这就是边界地区的“八月失败”,一些根据地得而复失,后果极其惨烈,令人痛心。
  1928年9月后,党的边界特委决定对党员重新登记,进行整党,使党组织更加纯洁,战斗力也大大增强了。后经苦战,收复了失陷各县,边界割据地区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永新、酃县、宁冈、遂川4县交界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永新、宁冈、茶陵、莲花4县交界的九陇山区革命根据地
  随着一个又一个暴动的失败,人们才逐渐认识毛泽东是对的。因为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实力,搞出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案例,他不仅让一些起义队伍有了归宿,而且为众多的起义队伍提供了榜样,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喘息和重整队伍的机会,否则中央精心策划的所有起义结果都会是惨痛的失败。
  1928年10月4日,在茅坪召开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重新组织了中央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11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六月来信”。11月4日,红四军举行第六次共产党代表大会,选举23人组成军委,由前委领导军委,前委还领导地方党。6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六月来信”指示,又成立了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这样,毛泽东在红军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恢复。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一次失落和复起,中国革命取得了恢复发展。
  2.毛泽东的第二次落起——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被迫离开红军,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肯定了毛泽东的做法,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毛泽东的第二落,情况稍有不同。这次的大落是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结果,与中央关系不大,但所争论的内容,也涉及一些原则问题。红四军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和朱德等,当时的分歧也主要产生在他们之间。毛泽东从未做过军事工作,甚至连军校也未读过,带兵打仗可以说是一个外行;朱德不仅读过军校,而且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而红四军这支弱小的军队,既属于初创时期,又生长在国民党强大优势兵力的“丛林”之间,时刻都有被剿灭的危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生存、如何领导、如何建设和发展,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一切都在艰难的起步与探索之中。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远在偏远农村的红四军,是由身居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挥的一支军队,中共中央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红四军的行动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毛泽东虽然初入行伍,但他悟性极高,在如何治军、如何带兵打仗、如何使红军发展壮大等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并且常常是一些有别于中央指示的主张。
  当同志们向他质疑时,他总是以要从本地情况出发,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为由,为自己辩护,这使认为应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志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存在着毛泽东太有主见、揽事太多,有人觉得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的遥控指挥对红军的下一步行动作了不切实际的指示,再加上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红四军内部的大争论爆发了。很快,毛泽东就成了少数,甚至刘安恭说他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
  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不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多数同志所接受,而且还落选了前委书记的职务。由陈毅担任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失落挫折
  事后来看,当时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谁的想法正确?谁更高明一点?一切都要由实践来检验。
  1929年8月,陈毅从红四军化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
  1929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因周恩来的威望、资历和能力都超过李立三,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周制定新的中央工作计划,于是,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就成了中央工作的主持者。
  陈毅见到了周恩来,详细汇报了红军的实际情况,使周恩来对红军有了直观的了解。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做出裁决,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的作战方针进行了肯定。在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还叮嘱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同志了解并接受。于是几个月后,毛泽东又被请回了红四军。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大会选举毛泽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起草一个有3万多字的文件,交红四军党代表大会通过,史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确立起来,成为中共建军的纲领,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近一年后,朱德坦然承认,这场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表示他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也有问题;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
  1930年2月,红四军和红五军、红六军及闽西、湘赣边区特委联合,统一成立总前委,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同年6月,在赣西南、闽西地区活动的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共两万余人组成红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由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简称“政委”),朱德任总指挥,并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总前敌委员会。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失落和复起。
  1930年3月,周恩来被要求到莫斯科汇报工作,中共中央领导权又落到了李立三手中。
  周恩来虽然只是短暂主持了中共中央工作4个月,但他正确促成了毛泽东的第二次复出,这样才有了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由毛泽东正确领导红军取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3.毛泽东的第三次落起——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出党和军队领导,招致红军反“围剿”失败和长征,遵义会议上复起,取得了红军长征伟大胜利。
  1930年6月至9月间,以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实行了“立三路线”。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主张,同毛泽东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自然不容易在红军中贯彻。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党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次去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命令产生质疑。但在总前委大多数人同意打长沙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违心地同意去打长沙。结果,红军苦战16天,不但长沙没有攻下,还出现了可能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攻打长沙。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的永和市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红一方面军),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未出席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坚持株洲会议先打吉安的原有决议,但一些人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人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虽然不久后,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但“左”倾冒险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这样,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路线不仅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
  1930年12月,在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后不久,即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
  1929-1930年间,王明、博古等一批年轻人陆续从苏联回国,初出校园,阅历不足,只知马列教条,不谙中国实际,对苏联十月革命道路方式盲目推崇,对中国革命的困难考虑不足,充满着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年青人却被共产国际代表,盲目地捧上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重要位置,中国革命苦难挫折的因果,由此埋下。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未出席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党中央领导地位,从一个普通的党员一步登天,取得了中央领导权,理直气壮地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倾冒险主义。
  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博古(秦邦宪)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也就是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间,博古在担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积极推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小布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简称苏区中央局,是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苏区中央局委员有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周恩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副主席。周恩来未到达苏区之前,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至1931年12月。
  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得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的结论。
  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大权的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1931年4月派中央代表团来到苏区,不但否定了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作出的正确决议,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毛泽东接任。
  在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富田事变的性质再次演变成了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等被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发展到后来,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事情出乎毛泽东预料,完全失去了控制。肃反运动迅速扩大化,成千上万的无辜共产党人遭到杀害,无数忠魂变成冤魂。富田事变及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这就为毛泽东以后被撤职创造了干部和群众基础。
  尽管毛泽东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如军事思想和路线、土地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巩固等。尽管到1931年底,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发展到几万人,并建立了大片根据地。怎样才能夺取全国政权呢?中央的意见仍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则坚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也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么这个争论,谁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呢?
  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贯彻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毛泽东、朱德的积极防御战略进行了无理指责。毛泽东据理力争,再次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
  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但他很快发觉自己错了,毛泽东不仅有着一整套自己的军事路线和见解,而且不能说服。于是,他放弃了拉拢毛泽东的打算。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10月18日,王明在动身去苏联前,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在第四号电报中,他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也就是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一、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指责为“狭隘经验论”;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责毛泽东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指责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与湘赣等苏区贯通;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所属各部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称中央红军。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在瑞金叶坪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复称红一方面军。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于7月联名向中央建议恢复毛泽东在军内的领导职务并得到同意,8月8日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明确宣布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苏区中央局曾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当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很快给中央局写信,力挺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并陈述了很多理由。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由于毛泽东、朱德在前线的实际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瞎指挥存在差异,毛泽东等人被认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
  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在前方江西宁都小源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项英、顾作霖等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后方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盲目指责毛泽东: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是“右”倾,毛泽东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
  项英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他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毛泽东知道自己是少数派,对会议的目的已看清,他剥夺他的军权才是项英等后方委员们的真正目的。毛泽东受到错误批评后,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就这样,毛泽东被请出了红军,去做地方工作。用一句通俗的话说,边缘化了。最严重时,人们甚至不敢同他交往。毛泽东被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这就是毛泽东第三次失落挫折
  1933年初,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月博古被增补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博古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33年9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博古和李德在作战指导下就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致使中央红军在反“围剿”战役中接连失利,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它虽与苏联的道路不同,却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惟一能够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路子。但中央的领导权不在毛泽东的手里,他越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越是让人觉得他太固执,他已经成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阻力。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曾向中央提出联合福建事变蔡廷锴反蒋抗日,以及东进江浙、西进湘西跳出包围圈等正确建议,均未得到中央采纳。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2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开幕,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红军历经湘江血战损失5万人之后的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决定取消“三人团”的领导,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亦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置红一方面军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3月17日,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开始了毛泽东的第三次复起。
  毛泽东的“三落三起”何止只是他个人的人生曲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正确革命道路、对正确掌舵者的艰苦抉择。极其可贵的是,毛泽东本人不但没有因为失落挫折而消沉,总结经验、把握机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站了起来,勇担重任,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所经历的几番失落与再起,尽显了他一心为公、相忍为党的革命情怀,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苦难与辉煌。
  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掌舵人有如大浪淘沙。在遵义会议之前,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先后都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中共前几任负责人中,有的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有的犯了“左”倾盲动主义、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红军力量的壮大、井冈山根据地的存续,带来了近乎灭顶的灾难。
  在第五次反围剿前,中央苏区红军总兵力最多时已发展到了10万人。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了1年之久,这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其根本原因是博古、李德盲目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中央苏区军民为保卫苏区,虽然全力以赴,浴血奋战,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付出了巨大代价,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历经湘江血战,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之后,才痛定思痛,经过遵义会议的深刻反省,中国共产党终于正确选择了毛泽东作为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
  自从全党全军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挥,革命事业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无往而不胜,取得了长征的最后胜利,直至建立新中国。
  自从1921年建党,中国共产党用14年时间(1921年建党-1935年遵义会议)才选对了一位领袖——毛泽东,接着只再用了14年时间(1935遵义会议-1949建国)便打下一个新中国,然后又在短短的27年时间(1949建国-1976年毛泽东逝世)已然建成世界一极的工业大国。
  可见,不管一党、一政、一军,还是地方、部门、企业,对“一把手”的正确选择,是多么重要啊!
  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也没有新中国。
  (二)崇拜人民,人民爱他
  毛泽东一生都在抵御“个人崇拜”,而搞的是“人民崇拜”。“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所建立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和他的干部是“人民勤务员”是“人民公仆”,他成立的政府叫“人民政府”。政府社会的各级机构和组织前面都有“人民”这两个字。比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邮电”、“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他领导的国家使用的货币叫“人民币”,这是一个人民的政权,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主权。终其一生毛泽东所致力的就是人民翻身解放,人民当家做主。
  毛泽东一生战胜了多少强敌,可他从来没有居功自傲,仍然经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只是人民的小学生。人民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无可替代的。毛泽东那些发自肺腑的,诸多经典名言中,许多都与人民相关。他常说“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活菩萨’”。这是一种怎样的思想感情!他挥笔疾书“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他指挥的战争叫“人民战争”,他的军队叫“人民军队”,叫“人民子弟兵”,他称那些为国现身的烈士为“人民英雄”。在天安门广场,为他们树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亲自撰写了碑文。
  人民情结贯穿毛泽东波澜壮阔的光辉一生。在毛泽东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中,“人民”是其主题概念,具有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核心价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及其后的重大历史时刻,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带着浓重湖南腔喊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有震撼力的永恒的最强音:“人民万岁!”。历史不会误读为这是毛泽东面对人民群众惊天动地、排山倒海而来的“毛泽东万岁!”欢呼声礼节性的应答或响应,因为这是一位千年不遇的盖世领袖,在他那深邃博大、雄浑壮阔的思想理论体系中,“人民”才是唯一配称“万岁”的主体概念:“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他心怀人民疾苦,他的一生就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英勇奋斗、鞠躬尽瘁的一生,他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真正的英雄,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
  他带头履行人民公仆的职责,他要求党员干部,自觉成为人民公仆。他明确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以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他教导我们的干部“要做人民的先生,必须要先当好人民的学生。”
  他告诫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时时刻刻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使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他是人民的儿子,是人民的探索者,在他心里,在他笔下,在他的话语中,人民就是上帝,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终其一生把人民看成是真正的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初期,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让底层劳动人民参政议政,参与国家管理,他让农民楷模陈永贵、工人榜样吴桂贤当副总理,古今中外没有人像毛泽东那样,让劳动人民的代表参与国家的管理,成为中央、国务院领导。按他老人家的话说:工人,农民本来就是新中国的主人。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地位最高。
  毛泽东时代被讴歌的英雄人物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最普通的人民,最普通的百姓。他为普通战士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使雷锋精神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崇高的精神;售货员张秉贵、石油工人王进喜,就是那个激情岁月中让无数人崇拜的偶像。因此,毛泽东不仅没有推动“个人崇拜”反而一直在努力的抑制“个人崇拜”同时在大力的推动“人民崇拜”,或叫“崇拜人民”。
  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给领导人做寿,不给领导人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领导人的人名做为地名。
  建国后,他反对在天安门广场树自己的铜像;反对在人民币上印自己的头像。
  世界各地都以开国元首和领袖的名子命名城市或者地名这样的风俗。美国有华盛顿,俄国有圣彼得堡,前苏联有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中国中型以上的城市都有中山路。中国没有毛泽东或者以毛泽东命名的城市与街道,因为毛泽东自己不同意。倒是非洲现在有一些国家还有“毛泽东村”、“毛泽东街”。各国的纸币上大多都有开国元首、杰出领袖或者文化名人作为背景图案。只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人民币是以工农兵,比如女拖拉机手作为货币的背景图案。从1949年开始,前三套人民币最初的设计图案都是用毛泽东的头像作为图案。但一次一次的被毛泽东所否定。只是在他去世十年后,人民币才出现了有毛泽东头像的背景图案,这不能说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
  “为人民服务”不仅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一篇著名演讲的题目,也是毛泽东毕生中许多影响深远的题词中最著名的题词之一,它至今仍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镌刻在全国各地许多政府机关、服务行业的大门前,也镌刻在亿万人民的心目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政治理念的集中写照,成为激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革命性,鼓舞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彻底改变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历史命运而英勇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毛泽东具有真挚博大的爱民情怀,是敬重人民、拯救人民、造福人民的名副其实的人民领袖。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他视人民为“上帝”,高呼“人民万岁”,一生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依靠人民,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4年底,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毛泽东曾脱下身上的毛线衣,拿了两袋干粮,一起送给了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的乞讨老婆婆。
  1948年5月,毛泽东在河北曾经挽救过一个躺在路边茅草上生命垂危的八九岁小女孩,被女孩的母亲称为“救命的菩萨!”
  作为一位职业的革命家,毛泽东的身上却终生散发着佛家大慈大悲的温暖光芒。
  1965年,他反对农村包产到户,为的也是防止广大劳动群众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
  1972年12月,他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300元寄给了福建省莆田县一名下乡生活困难的知青。
  1975年8月,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当他听到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他的眼中浸满了泪水。
  1976年7月,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当秘书报告地震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毛泽东嚎啕大哭,体现了人民领袖对劳动群众的真情实感。
  1977年毛泽东纪念堂开放以来,前来瞻仰、缅怀毛泽东的中外群众已达数亿人,来瞻仰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排队长达几公里,等待时间多达几个小时,形成了一条“思念的爱河”。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衷心爱戴,是因为毛泽东真挚地热爱人民。
  文革之后,有人污蔑指责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实际上,是时势造英雄。在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民间力量,除了凭借自身的政治主张动员民众之外,还需要一位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具有巨大人格魅力和思想深邃的领袖指引道路,“团结”大多数,重整河山。经过血与火的惨烈汰选,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袖和核心地位终于在遵义会议后得以确立。在从失败走向胜利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事实面前,同时期党内外众多优秀人物不自觉地停止了思考,而心悦诚服地拥戴毛泽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如果没有过人的领导才能和人格魅力,没有过硬的实绩成就,想搞“个人崇拜”谈何容易。蒋介石通过拜把子的方式也想让别人崇拜自己,结果在一败再败的事实面前个人形象还是碎了一地。
  彭真同志说:“对个人崇拜,也要历史地看。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就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毛主席的一生是伟大的,他在我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一个政党,没有一面旗帜不行”。
  (三)忧患江山,防患未然
  为了改造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国民性,为了使用几千万革命者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不变色,在毛泽东领导下,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始终贯彻人民民主,大胆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的力量保护我们的政权,让每个人接受批评、自我改造,共同抵制党内外的不规行为、不法倾向、不良风气。先后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3年),反右运动(1957-1958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6年),四清运动(1963-1966年),学雷锋活动(1963年起),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批林批孔”运动(1974-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5-1977年)。
  毛泽东领导下的每个政治运动,并非无中生有、故意折腾,都有其真实国际国内背景,形势所逼。这些政治运动,许多是深得民心、成效显著的,对于个别运动在具体开展中的失误,我们显然没有资格坐井观天、信口开河、盲目指责,务必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在服从党的决定的前提下,站在历史的纵深、战略的高度去客观认识了解它。
  1.“历史周期率”之忧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六人从重庆启程,以个人身份飞赴延安,希望能够为国家和平尽一些力量,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认为,可以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的态度,他认为在党内实现民主集中制,就能很好地解决民主和决策效率之间的辩证统一,认为通过人民民主实现对政府的监督,政府不松懈,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都为人民服务,那么这个历史周期率就可以打破了。或许,这就是六七十年代出现那场文革运动的历史起点吧。
  在长期和平环境下,面对党内部分人出现象林彪等各种倾向性问题,步入老年的毛泽东,不可避免产生“江山靠谁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的忧患意识,担心我们党内重蹈“历史周期率”覆辙。出于预防和平演变、江山变色,极力想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出发点,于是在毛泽东号召下,发动了一场由最广大人民群众主导的、触及心灵深处的文化大革命。
  2.“三反五反”运动
  建国初始,也就是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期间,由于新中国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由于资本家中存在一些不法分子,由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一些贪污腐败行为,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由毛泽东亲自发起,先后在全国接续并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12月起,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包括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最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地区和单位曾发生逼供信的现象,误伤了部分好人,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些问题在甄别定案时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三反”运动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这场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了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抵抗力,并在社会上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1952年1月起,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
  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0月止,“三反”、“五反”运动历时整一年。据统计,全国有共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占总人数的4.5%。这两个运动最后核实退款达10亿元。
  “三反”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五反”运动由“三反”运动所引发,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是回击资产阶级反限制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有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参与的群众性社会整顿和改革运动,教育和训练了干部和群众,弘扬了正气,形成了新风尚,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伊始的特殊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对治理新兴国家所采取的特殊举措,成效立竿见影、可圈可点。
  3.一线二线分工
  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设想。毛泽东既希望中央最高领导层有一线二线的分工,能让刘少奇作为拟定中的接班人得到锻炼、提高威信,同时也能让自己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有一次在接见外国友人的时候说,这次党代表大会他是跑龙套,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1956年“八大”起,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虽然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国内的许多重要事务的决策仍在毛泽东主持下做出的,但事实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已经是刘少奇、邓小平。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因为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62年2月8日晚,毛泽东即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有意识地摆出的一种退居第二线的姿态,此后直至“文革”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
  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初衷是好的。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提出分一线二线,是想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提前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树立威信,以便在他逝世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发生交接时,能减少震动,有利于国家的安全。除此以外,他在中共八大前后,曾设想过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这种一线二线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为建立这种退休制度而设计的。这种一线二线分工的实际效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全面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才干,“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主持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与他在“文革”前十年担任中央总书记时期积累的工作经验和锻炼出的领导才干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种一线二线的分工也产生了不好的后果。由于一线二线的分工并不是一种成文的正式制度,因此对一线二线的概念和两者之间的权责划分都不明确,因此也是导致“文革”前毛泽东和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产生某些分歧的原因之一,当然并非根本原因。
  归根到底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自从中央领导层分了一线二线,毛泽东所负责的是决定经济、政治、社会方面有关路线方针政策上大的方向性的决策,具体工作落实过程中的问题,由一线领导直接负责。
  4.“包产到户”分歧
  新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一些领导在探索发展路线问题上就存在分歧。如农业方面,是走“三自一包”“包产到户”等经营权私有化道路,还是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存在着明显分岐。
  就说“包产到户”,早在1956年、1959年和1962年,在党内部分高层领导的支持下,全国就有三次比较大规模的推行过,尤以1962年那次“包产到户”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在安徽全省达80%,贵州全省达40%,全国约占20%。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实行“包产到户”将会导致两个方面的直接后果:一是会改变所有制的基础,城乡就会很快出现两极分化;二是会动摇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国家工业化就难以持续。这是在讲,在国家工业化立足未稳、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尚未基本完成之时,搞“包产到户”改变集体经济性质后,将会直接导致对国家工业进程的严重危害:一方面将动摇建立在农业集体经济之上的工业基础,还将动摇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更会动摇社会主义国有工业经济的所有制;另一方面直接造成工业产品丧失了市场,作为工业产品无处可卖,就必然造成国有工业大面积破产。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公有制,最能体现人人平等,具有天然的平公性、公正性。为了实现新中国公有制经济,中国共产党历经了27年的武装斗争,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转变,那是千辛万苦,“逆势而上”,真心不易!
  而在私有化主导下的社会,“人不为己,开诛地灭”已然成为人们自古不变的性条,物欲横流、追名逐利被视作人之本能、天经地义,私有制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天然的经济体制。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新中国,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终于实现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初,在推进集体化经济没有几年,部分基层群众和领导干部中,中国传统文化中陈旧的私有化观念又开始出现,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开始冒头。当年中国的农村集体化经济模式就好比一叶孤岛,正面临着传统封建私有化文化观念、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国内刮“单干风”的三面围困。
  建立公有制之后的新中国,想要重回私有制,那容易得很,表面上也似乎“顺势而为”,而实际上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陷阱。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目光敏锐,比党内任何人都看得深、看得远、看得透。毛泽东肯定早已觉察到,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单干),不论以哪一种方式出现,其本质上就是改变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就是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其结果是:不仅会很快出现两极分化,还会使国家工业化难以为继。
  在大跃进之后的整个三年困难时期,党内路线斗争都是非常激烈的,核心是农村是退回去搞单干,还是继续走集体道路?拌随着“大跃进”的偏差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挫折,党内开始出现一种“包产到户”搞单干的路线思想。不少人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救农村、救农业。这股风很快就扩散到全国,刮起了1962年全国的“包产到户”风。一些人在经济路线上左右摇摆,在大跃进之前是反对集体、主张单干的,美其名曰“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大跃进中却又变得比谁都左;而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些曾经大搞浮夸风的一线领导开始从极“左”变成极“右”了,主张并暗中鼓励搞“三自一包”,不要集体了。其中,在中央领导中主张搞“包产到户”“三自一包”单干的领导主要有: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陈云等。当年担任中办秘书局科长的戚本禹说:“刘少奇是坚决主张分田到户的,主张要退够;邓小平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主张包产到户,去反映了好几次,说不包产到户经济恢复要八年,包产到户就只要四年;朱德不说什么,总是嘻嘻哈哈的;林彪不参与;有很多材料证明,(周)总理其实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此外,在1962年夏秋之间,中央办公厅也收到大量群众来信,一部分人建议搞“包产到户”,一部分人建议继续搞人民公社集体化,但主张搞“包产到户”比主张搞人民公社集体化的相对来得多。
  然而,中国的革命征途屡次证明了一个道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面对“大跃进”一开始出现的偏差,毛泽东并未惊慌失措,而是站位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高度上,站位在保证和推进国家工业化的战略全局上,始终坚持集体化道路的方向不变。面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毛泽东并没有如个别领导那样只顾批评别人或回避承担责任,而是在主动承担责任的同时,一方面想尽办法制止浮夸风,一方面挽救那些犯了浮夸风错误的各级干部。在困难时期,毛泽东一方面与人民同甘共苦,一方面在全党大兴调查之风,派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小组下到不同的地方继续搞农村情况调查,及时调整策略,改进方式方法,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的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三南会议”(西南、中南、华南),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简称“60条”。“60条”宣讲到农村之后,农村情况就开始大大改观。在毛主席亲自主抓下,中央的农村政策已经在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取消农村食堂和供给制、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这三步都是对1958年人民公社初期“一大二公”的大力修正,全党的思想依然统一在集体道路方向。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平均主义”,这是不对的,都是对人民公社制度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完善过程的不了解。实际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废除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单位太大造成的过于平均的弊端,全国农村在1962-1966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长,粮食是平均每年增长260亿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长600万担。实际上,过了1961年三年困难期也就过去了。
  对于农村走什么道路问题,毛泽东也允许一些地方搞试点,如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已经在搞单干试点,最多时全省比例达80%。虽然毛泽东对于“包产到户”已明确表态不可干,曾希圣他们要搞试点,也不好一下子彻底否定,否则就是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1962年初的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是开得很成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获得通过并随即正式下发全国农村的,这个会议虽然标志着三年困难时期“单干”与“集体”道路之争从表面上告一段落,毛泽东暂时以集体道路统一了中央思想。但是,路线斗争丝毫没有减弱。毛泽东很清楚,政治局常委大多数人和自己意见不一致,自己已变成少数,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有可能改变党的路线,党的路线有可能出现倒退的危险。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路线,毛泽东组织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不讲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重新讲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为列宁讲过,阶级斗争是解决问题的一把刀子。在全会集体表决中,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是大跃进中过来的,都是当时主张搞人民公社的,都不同意搞“包产到户”。在这个全会上,毛泽东已成多数派,其他主张搞“包产到户”的常委成了少数派,即使想搞单干在会上也不好说出来了。就这样,毛泽东发挥他的高超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击退了一次党的农村经济路线上的倒退。
  其实,主张“包产到户”搞单干的领导,都是有自己政治抱负的,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他们主要还是考虑怎样才能把国家弄好,这绝不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
  自此,中国农村这艘推进人民公社集体化的舰船,在不停的矛盾分岐和路线斗争中,始终为国家工业化这艘航空母舰保驾护航,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和燃料,直至十多年后的中国,基本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5.“反右运动”褒贬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有些言论甚至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等论调,远远超出共产党容忍的底限。再加上此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后发表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有了被“复辟”的疑虑和恐惧。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但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议,与我党当时统治地位产生了极大矛盾,比如学者储安平意见是中国当前是“党天下”,党在国上人在党上。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看看反右的时代背景:1957年,“准战争年代”,中国正处于美国的严密封锁禁运包围之中;四年前的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三年前的1954年,美蒋签定了“共同防御协定”,宣布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杜勒斯拒绝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握手,美军长期进驻台湾;两年前的1955年,中国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即《福摩萨决议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指挥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选定目标,对中国搞核讹诈;一年前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中苏分歧开始,匈牙利事件爆发,国内剿匪尚未完成,总之是不折不扣的“战争大环境”。
  右派的核心主张:“党派轮流执政”;“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回来”;“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
  在那样的“准战争年代”,美国的核讹诈阴云未散,一年前“匈牙利事件”血迹未干,国内右派公然闹着让共产党下台——这叫做大敌当前窝里反。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的结论是:反右运动乃形势所逼,甚有必要。
  有人说:“不对,右派在是帮共产党整风。是你共产党让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这就如同展销会闹成了哄抢案,警察该不该拘捕?该不该立案?事实上,毛泽东只决策了反右,具体安排、制定标准、执行方案由“八大”后刚刚上任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具体负责。
  但必须承认,反右运动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扩大化”问题。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按指标抓右派”,造成许多人被冤枉。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55万名“右派”。
  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彻底平反。1979年9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到1981年底基本完成这项工作。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当年曾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得到升迁,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根据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未获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计96人。
  6.“大跃进”刮“五风”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临时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目的是更广泛的争取一些人的建议。他在这次会议上激励大家讲:“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大有希望的民族。”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取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号召。毛泽东的这个号召无疑是正确的。在15年之后的1974年,中国的“两弹一星”技术及钢铁、粮食产量都超越了老牌帝国主义英、法两国。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由刘少奇提议,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总路线。
  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完全是为了让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让国家尽早强大起来,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一致支持。
  “大跃进”是由周恩来提出来部署的,毛泽东大力支持。周恩来为了落实大跃进的具体实施方案,曾经招集谭震林、王任重等人多次座谈,拟定文件上报中央获得通过,“大跃进”就这样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八届五中全会后,毛泽东来到了河南省新乡地区的七里营,对这里的农民自发地成立了人民公社的做法表示肯定。1958年8月17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人民公社就这样在全国产生了。
  1958年底,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大会上正式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对“三面红旗”的提出和“三面红旗”万岁这个口号均极力赞成、拥护,态度坚决。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生产大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无不热身投入,积极参于。周恩来忙于国务院工作时,刘少奇主动取代了周恩来,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全国的“大跃进”工作。
  那段日子里,祖国的大江南北到处红旗飘扬、歌声嘹亮。农业方面,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人们的激情异常高涨,先后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数千座,开挖河流上万条,平整土地、提倡园田化种植管理、打井灌溉等等。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参加修建的密云水库和十三陵水库,至今仍在养育着北京市的千千万万市民。工业方面,武钢、鞍钢、包钢、一汽一拖、大庆油田、大同煤矿等等,我们国家现在的大型工矿企业,大部分都是那时建造的。这些事实,构成了“大跃进”积极的一面。1958年的农业全面获得了大丰收。旱灾最重,农业欠收最重,生活最困难的是59年、60年和61年的上半年三年自然灾害。
  “大跃进”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却被“刮五风”现象给干扰了,即刮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
  其中,最激进的是刮共产风。1958年4月底,一线领导决定要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穷过渡”),通过嵖岈山、徐水和范县三个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短期向全国推广,在徐水召开组织工作现场会上宣称“不信来看,不通来辩,不干就换”,各省委用强硬的组织处分手段,去保证推广尚无成功经验的试点单位的蛮干做法,谁要是不听话、提意见或者说实话就可能被处分或者撤职。概括起来主要是,一线领导拍脑壳做决策,其他人是无原则的投机跟风,违背组织原则推动“惩办主义”,主要媒体通过宣传鼓噪推波助澜,这样一来,全国就少有不跟风的省委书记了。“穷过渡”试点的负面后果出来之后,一部分责任人,无视毛泽东的一再批评,拒绝参与主动纠偏,不及时回头,不主动认错,后果发生了还将责任上交下推。于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穷过渡”也引发了其他“刮五风”现象。1959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有的人就是这样,比猪还蠢。”(王任重日记摘抄:《跟随毛主席到韶山》,载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辑:《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4页)把“穷过渡”引发的“刮五风”表现,完全归咎于中央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决策,有待商榷。
  其中,最荒唐的是刮浮夸风。由于刮浮夸风,使“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
  浮夸风不是毛泽东搞的,而是下面吹牛拍马之徒搞的。毛泽东由于位居“二线”,不再亲自主持“一线”工作后,部分“一线”和地方领导们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以致一些领域严重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令人敬佩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回避责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把责任兜到了自己头上。但毛泽东的责任在于未能立即识别,一时的“纠正不力”,主要错误不应该在他。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的极其明确:“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这是公道话。
  事实上,毛泽东在58年就发觉问题的严重性了,或许也正因为分一线二线的缘故,毛泽东的讲话从中央到地方,许多人已经阳奉阴违,甚至个别部门置若罔闻了,他已左右不了趋势。为了纠正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左问题,毛泽东从58年10月份起到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九个月内接连不断地召开了5次会议,但毫无作用。1958年12月底,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刘少奇和彭真劝说毛泽东,试图在全会决议中间写入“共产主义过渡”内容,被毛泽东否决。
  如,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农林部门汇总,全国地方上报的粮食计划总产量,今年计划超过万亿斤。毛泽东不同意说,我们搞不了那么多,建议压缩到五六千亿斤(平均亩产300—350斤)。可是,农林口的负责人却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看到水利建设指标,又十分不满,并警告说:“这样一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59年2月的毛泽东在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他不放心,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为此,毛泽东又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毛泽东还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可是,当时的媒体却始终在推波助澜,胡吹亩产万斤、十万斤,毛泽东拦都拦不住。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毛泽东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前国民党报纸)。
  当时中央负责宣传的领导是邓小平、彭真,宣传部长是陆定一,新华社社长是吴冷西。新华社社长“随大流”,毛泽东成了少数者。回忆起1958年的情况,吴冷西(当时新华社社长)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泽东的再三叮嘱,我还是比较慎重的,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毛泽东)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
  1958年7月,刘少奇到寿张县视察指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9月,刘少奇到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刘少奇与来访的赫鲁晓夫说过,中国的粮食多得吃不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也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向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推荐,如此等等,事例很多。
  事实上,毛泽东是冷静的,也要让大家冷静下来,但身居二线的毛泽东,更有指挥失灵、无可奈何之处。“大跃进”出了偏差后毛泽东竭尽全力进行纠正,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改变局面,而且公开做了自我批评。
  在“大跃进”问题上林彪曾仗义执言。他说,共产风都是主席叫我们纠正的,虚报成绩也都是主席先纠正的。林彪还说,我们所有的成绩都是因为执行了主席的指示,我们所以犯错误都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他讲的这些是符合实际的,毛泽东在第二线,对部分一线领导搞浮夸风不放心,从1958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在搞压缩指标,就在防左反左。出了大问题,又是毛泽东来当救火队长,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纠正问题。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上还对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强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作为身居二线的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上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饿死人我有责任,我检讨。”毛主席讲话叫大家出气,说:“出气了就好了,正确的气、错误的气都出出来,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我,我就整你一下,这是不允许的。”
  作为“大跃进”刮“五风”的一线领导们,本来更应该主动出来承担责任,可是事实是让人遗憾的,把浮夸风搞出的饿死人的责任引导到毛泽东身上,批判“好大喜功”,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慷慨激昂,好像错误全是毛主席的,他们是纠正错误的人,却忘记了自己在大跃进中都是怎么说的了,那都是白纸黑字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事实上,“大跃进”不能说毛泽东都没有错误,但相比之下,毛泽东的错误小得多。因为毛主席说话是有边有界,有限制条件的,而且在发现问题之后,也是倡导调查研究和极力纠正。
  戚本禹在回忆中说道:“毛主席对大跃进有责任,但对浮夸风没有责任,他是一直在纠正和制止浮夸风的。他从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正左、反对左的讲话都是很对的,1959年春夏他写了那个党内通信,也是反左,要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要支部书记都来抵制高指标、抵制浮夸瞎报。但我知道,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传达下去,四川省就是这样的。”
  7.“三年自然灾害”
  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中美对立、中苏反目的被孤立时期。而正当毛泽东竭力动员救灾时,国内外敌人却在里应外合、落井下石,惟恐天下不乱,惟恐灾情不大。苏联乘机毁约逼债;美国封锁禁运,美商务部竟然寻找借口否决了美国商人向中国出口粮食的申请,蓄意加剧中国的灾情;蒋介石也乘机要反攻大陆;美苏联合支持印度发动中印边界战争。可是这一切都吓不倒毛泽东,吓不倒坚韧顽强的中国人民。
  中国当年所遇到的灾情,的确是50年一遇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自然灾害。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标准,1959、1960、1961年下降的比例为12.9%、26.5%、24.4%。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6页)。
  8.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与“饿死人”
  三年困难时期指的是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刮五风”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三害叠加,屋漏偏逢连夜雨,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
  在天灾人祸的作用下,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他主动不吃肉,甚至与全国许多人一样,还患上了浮肿病,他的子女们也与全国人民一样,一起挨饿,没有搞过特殊化。
  通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奋力抗灾,同时通过及时整顿纠偏,三年困难时期很快就顶过去了,国民经济重新迈上快速发展步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叙述到“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时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当然,即使在今日盛世,各种非正常死亡也在所难免。据2015年6月26日发祥的博客转载自《开放》2015年5月25日的《据中国国情报告: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一文说,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
  事实上,也仅有1960年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其他年份都是略有增加。经过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存在部分人口非正常死亡,1962年总人口67295万但较之1958年总人口65994万还是增加了1301万人。
  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中所遇到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和挫折,西方敌对势力及国内某些公知文人,将导致这一灾难的责任一股脑儿地往毛泽东头上扣。更有甚者,大肆编造谎言,造谣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3000万、4000万、5000万甚至1个亿,一再夸大、反复炒作,而且将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杨继绳:“有3600万人死于这次灾荒,而同时还有4000万儿童由于此次饥荒而胎死腹中(这是如何统计的不得而知)。”
  辛子陵:“毛泽东实践的那一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呀!”“饿死37558000人”,“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
  吴敬琏:“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茅于轼:“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年和1960年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
  《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一文写道:“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绳,因写了《墓碑》一书而“扬名海外”,该书得出了我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3600万”的结论,正好契合了多数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势力和右派知识分子控诉毛泽东时代的情感需要,更契合了海内外反动势力阴谋反共反毛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
  身为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此人70年代乃极力崇拜江青的极左分子,到了80年代摇身一变,因积极批评文革而受到重视,而后进入《炎黄春秋》任副社长一职,常年主抓《炎黄春秋》反共反毛、虚无历史、鼓吹宪政和西方普世价值的工作,从极左变成了极右干将。
  事实上,1961年年初的全国统计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少增加了大约3000万,而不是净减少3000万,更不是“饿死3000万”。周恩来、陈国栋、周伯萍等人当时已经对人口“少增加3000万”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人口减少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出生人口的减少。陈国栋在回答周恩来的问题时说:“据我的调查,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妇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导致子宫下垂,全身浮肿,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数增加。这段困难时期过去后,情况即将逐渐正常。”总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而杨继绳所写的《墓碑》一书,任意篡改数字,大搞偷换概念,将1959年、1960年全国总人口共少增长三千万人,篡改为“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书中造谣,1961年底,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调查结果“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周伯萍等人销毁了。
  杨继绳还把这一说法在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美国之音》、《炎黄春秋》等媒体上广泛传播。就这样,杨继绳凭空捏造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进行了一次饿死人数的全国性调查,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的重大谣言,并把“销毁‘饿死几千万’罪证”的重大罪名强加到我国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总理身上,又把制造这一谣言的责任强加到周伯萍先生身上,真可谓“一箭三雕”。
  一切客观善良的人都应当了解杨继绳的所谓“采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既然他可以通过所谓对周伯萍先生的采访,肆意歪曲原意,用篡改伪造的手法编造“饿死几千万的全国性调查”、“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的重大谣言,并把它强加到周伯萍先生身上,那么他在《墓碑》中所叙述的那些所谓“采访”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杨继绳《墓碑》一书出版之后,就受到来自各方学者的广泛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2013年8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发表了《“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的文章。该文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作者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2013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再次刊发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该文指出,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这一重大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极大作用。该文逐一查证和分析了《墓碑》中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确认其中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是虚假的。
  当然,作为受到美苏两霸封锁挤压的新兴人口大国,对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艰辛卓绝又逢天灾人祸以致付出巨大代价的过往历史,只有痛心,理应奋起,缘何歪曲造谣幸灾乐祸?这点值得那些为“大跃进饿死3000万”虚假宣传所蒙惑的人们警醒和沉思。
  当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秘书工作的戚本禹在回忆录中透露部分信息: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毛泽东要求追查这个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说了,谁瞒报就要受严厉处分,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于是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达八十万。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关调查更加细致,由全党最权威的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的综合组汇总全国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材料。1963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有个别地方因统计不到进行了估计,需要做一个统计学方面的修正,从而得到了实际数字接近600万,比七千人大会上的有所增加。因此,《墓碑》关于饿死三千万、四千万的说法,没有半点可信之处。
  浮夸风,确实是造成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主要人为原因。一些地方领导人头脑发热,善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私心蒙蔽,不体恤民情,虚报粮食产量,按比下达征购粮任务,许多地方连种子粮全交还不够,何况适逢大灾之年,天灾人祸由此引发。可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死人由来已久。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是“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政绩工程”的结果,天大的罪名却被巧妙地强加给了曾一再制止那些歪风的毛泽东,而对“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政绩工程”真正的始作俑者是谁却多数人一无所知,少数人诲莫如深。
  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1)文革的出发点
  任何一位富有责任感的领袖,都希望自己掌舵的政治航向能够不偏不倚,任何方向偏离都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损失。毛泽东一心想的是如何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让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让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毛泽东始终既反“右”倾又反“左”倾,不断纠偏,砥砺前行,一路走来。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毛泽东总能被拥立为领导核心的真正原因。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极力纠正“大跃进”中“刮五风”等党内的“左”倾行为,又极力反修防修,反对官僚腐败,反对“右”倾单干风,防止农村私有化,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让广大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为了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为了防止执政以后的共产党从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党褪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毛泽东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索着……
  1966年6月17-28日,73岁的毛泽东回到韶山,他在滴水洞中整整11天没有出来,闭关思索着中国的未来。毛泽东做的一首七律,颇说明老人家那时思绪:“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老人家在“思”什么?他在想:“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在想:“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390页)老人家一定想到了在革命征途中那些牺牲了的千百万革命烈士的革命初心!
  11天后,毛泽东从滴水洞中出来了,在召集湖南的省、地、县三级干部开会时,老人家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壮语:“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册,第595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419页)
  毛泽东是担心,如果官僚主义严重、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些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最终中国还是难以实现崛起,民族还是无法完成复兴,人民还是会造反,中国还会陷入历史周期率。以他拥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加上敏锐的政治远见,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文化意识问题,只有进行彻底的文化革命,革除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意识形态和“走资派”的意识形态,方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方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
  毛泽东一贯是了解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那特殊十年的文化革命,正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广泛开展的。
  对文化进行革命,是革谁的命?往大了说,革的是整个国家、民族文化中那些不良因素的命,直白说就是革文化劣根性问题的命;往小了说,就是每个人要革自己的命,革自己思想内心中的那些私心贪念、封建劣根的命。毛泽东希望党内修正主义者、主张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特权阶层和腐败份子,通过广大群众的揭露批判之后,能够幡然省悟,洗心革面;他希望广大基层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得到教育、培养和锻炼,在今后反对和抵御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斗争中能够不忘初心,担当主力。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开始。
  1966年5月28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领导“文化大革命”,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中央文革小组人员有:陈伯达(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组长、康生(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顾问;江青、王任重(时任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志坚(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为副组长;成员有谢镗忠(时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姚文元(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力(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主编)、关锋(时任《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时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尹达(时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穆欣(时任《光明日报》总编)、郭影秋(时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郑季翘(时任东北局吉林省委文教书记)、杨植霖(时任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刘文珍(时任西南局宣传部部长)等。同年8月2日增补陶铸(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任中央文革顾问。中央文革小组下辖有办事组(办公室)、接待站、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等。穆欣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
  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相继被打倒,1967年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因“二月逆流”受冲击,加之林伯渠与罗荣桓已病故,朱德、陈云、董必武“靠边站”,刘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剩下陈伯达、康生两人。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成立新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最后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体进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正常活动,权力运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小组自动撤去。
  中央文革小组人员中,1966年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尹达先后在原单位被打倒;担任顾问的陶铸和担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于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继被打倒;1967年夏秋,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剥夺权力;穆欣被投进秦城监狱;打倒“四人帮”之后,九大上进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最后五位成员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被判刑,陈伯达、康生受到不公开的批判。
  1967年5月,毛泽东在与外宾的谈话时说:“无产阶钑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显然,毛泽东讲的夺权并非个人权力之争。
  在毛泽东时代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文化大革命”运动历时最长,群众参与面最广,带来的影响最大,遭到的非议也最多。对于“文化大革命”,党内已有定论,我们必须服从。
  追朔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出发点和原因,主要是为了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纠正党内“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行为,号召全国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工农群众和干部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如今看来,其本质目的就是自下而上开展反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包括经济腐败、政治腐败、作风腐败等等。
  按照当前中国的反腐败理论来看,导致官员腐败的原因是对公权力的制约存在缺失,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他律”层面上,官员的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腐败行为得不到有力惩治,一些人“敢”腐败;二是在“法律”层面上,控制腐败的相关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存在法规制度上的漏洞,一些人“能”腐败;三是“自律”层面上,官员个人的理想信念褪化变质,思想道德滑坡,一些人“想”腐败。正如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案发前曾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了。”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升到副省长位置后就有了一种“牛栏关猫,进出自由”的感悟,认为现有法律规章制度监管不到他了。
  因此,针对以上三个层次的根源,从初级到高级反腐败需相应从三个层面下手:首先,是强化对官员行使权力的人为监督惩治,达到“不敢腐”;其次,是健全对官员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制约,达到“不能腐”;第三,是加强对官员行使权力的思想道德教育,达到“不想腐”
  在法规制度不够健全完善的建国伊始的社会主义初创阶段,健全法规制度体系尚有待时日,法制漏洞仍多情况下,“不能腐”一时还难以完全达到。于是,毛泽东只能发挥思想教育和人为监督专长,达到反对官僚腐败的目的。
  从古今内外看历史和现状来看,要实现人为监督,可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监督制约机构,或搞西方式“多党制民主”由在野党来监督制约执政党。
  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帝们不知搞过多少监察机构、特务衙门之类来制约臣下的权力,不管是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还是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等,本质上是用官僚制约官僚的老办法,久而久之除了制造出一大堆专门互相扯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官僚外没有什么积极效果,没有一个取得成功,最终都避免不了因贪污腐败、官逼民反而王朝覆灭的下场。
  有些“精英”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精英”们给中国人下了一个套:不想“亡国”吗?那么只能“亡党”,搞西方“多党制民主”,用政党制约政党。中国人在孙中山时代就曾经偿试过“多党制民主”,结果除了制造了一批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之外也一无所获。况且西方的“多党制民主”用政党制约政党,跟中国自古以来用官僚制约官僚的老法子没什么本质区别,其本质上都是靠“精英”制约“精英”,它们同样都没办法解决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制约别人的权力机构,其自身由谁来进行有效制约?所以“多党制民主”行不通。
  腐败伤害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只有全体人民整体才跟腐败永远势不两立,而在法规制度体系不够完善的条件下,专门监督机构也就是“精英”少数人,是容易被官僚用利益进行收买的。因此,以毛泽东时代的局限性,从理论和从长远来说,只有直接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制约少数人的权力,才是难以收买、唯一可行的办法。
  由此,毛泽东独辟蹊径,探索了一条与机构制约官员、政党制约政党不同的另一条途径——靠人民群众直接制约官员和学者“精英”的权力,从而彻底杜绝“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这的确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改革尝试。专业与群众相结合,少数与多数相结合,依靠人民群众直接制约官员、学者“精英”的权力,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当年的眼光来看,“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超越了时代的革命。之所以说超越了时代,一方面,当时就普通百姓而言,并没有感到对革命要求有多迫切,上头号召了,报纸上宣传了,于是就跟着干了;更为关键的是,谁都不知道如何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革命的首要问题”却谁是“走资派”谁是“反动学术权威”都没法判断。因为按今天的标准来看,那时的官员表面上看个个都是清官,没一个够资格算得上是坏蛋。所有的官员都一样地说拥护毛泽东。要从这些人中挑出坏人来,实在太难了。
  这就好象两军交战,一样的外观,一样的服装,一样的语言,一样的口号,一样的目标——到底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当兵的说不清,当官的也说不清,结果净是自相残杀,净是好人打好人,打来打去打得好人都学坏了。大家都受不了了,都觉得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于是集体抵制了。遭到群众普遍抵制的革命当然进行不下去,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在当时看来,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很得人心的:不折腾了,安安静静过日子了,不是挺好吗?
  俗话说,领先时代一代会被当成天才,领先时代三代则会被当成疯子。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太超前了,远远领先于时代,远远超越了当时人们的领受能力,当时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几乎没有人能理解“文化大革命”,当然更不知道该如何干,干起来岂有不乱之理?
  当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虽然远远超越了时代,但他没有时间等待人们慢慢觉悟,只好在其有生之年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理论信念刻在历史上,让后人慢慢领悟觉醒。为此宁可自己一时不为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谩骂也在所不惜,牺牲了自己,教育了人民。
  当然,对于暴发“文化大革命”的表象原因、深层用意,以及党内路线问题的争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人有不同的知识结构、思想境界、战略视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研究判断也存在差异,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现实目标,挺进共产主义这一理想目标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甚至大相径庭。因此,不同的领导,体现在其所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或将发生激烈冲突。在双方争论无果的情况下,真理究竟在谁一方,只有让实践来检验,只有让历史来评判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处于“文化大革命”旋涡中心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他们都没有私心,绝不会是象某些人所说的是“个人权力之争”。
  事实上,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前,已开展过一定范围内局部有限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及政治、经济、作风等相关腐败的整治活动。1963年至1966年开展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即在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农村的社教运动开始以“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为主,城市的社教运动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期都发展成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通称为“四清”。1965年制定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若干规定(即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含蓄地提出了问题,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中央文献研究室著,《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看当时情况,毛泽东已避免了中共历史上和苏联当局残酷的肃反斗争的教训,对判定谁是修正主义、谁是“走资派”,并未采取主观主义“一言堂”、“一刀切”的标准,而是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发动群众、发挥民主,让基层群众去发现、去揭露、去斗争,希望通过“文斗”的形式,肃清文化遗毒,教育人民群众,净化党的肌体。
  让全世界人眼见为实的是,文革失败13年后的1989年,中国发生了因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的“8·9”动乱。苏联正因为1991年之前苏共后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对前任领导人斯大林进行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最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全面否定了苏共,直接导致了苏联帝国一夜解体。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都不免倒吸一口冷气。
  当年,作为共和国亲手缔造者的战略家毛泽东,已然眼见赫鲁晓夫逐渐背离马克思主义,面对国内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某些倾向性问题,面对如此敏感、生死存亡的问题,他怎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胡志明时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1959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
  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他在1964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道:“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
  虽然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失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为了反对政治腐败,其效果以及给后人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毛泽东晚年关于政治哲学的思考,显示出人民领袖所特有的宏大气度。为了永葆中国共产党本色,他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实践,勇敢地探索共产主义运动新境界的现实途径。为此,他奉献出了自己生命中宝贵的最后十年。想想现在我们党内出现的问题,我们就更加认识到毛泽东晚年思索与实践的可贵之处。
  因此,我们在反思文革失误的同时,应该深挖文革爆发的根源,大力度推进反腐败、反特权、反西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促进社会公平,防止阶层固化,只有这样才能早日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延长我们党执政下的盛世周期。
  1974年,81岁的毛泽东疾病缠身,周恩来也身患癌症。毛泽东写了一首《诉衷情·赠周恩来同志》,颇能表明伟人当年的心境:
  诉衷情·赠周恩来同志
  (毛泽东于1974年,81岁)
  当年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
  付与东流?
  这首词,字数虽然不多,但情感真挚,诗中流露出毛泽东对革命曲折性的深切感慨,对红色江山的深度忧患,读来使人沧桑心碎。
  (2)文革中的失误
  虽然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各种整风和政治斗争,以往多数发生在高层领导之间,自上而下通盘进行。而“文化大革命”却大有不同,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斗争,是一场新的群众运动,是允许社会基层的人民群众主动发起针对修正主义、针对“走资派”、针对腐败官僚的斗争。显然,这场运动的难点:一是运动点多、面广、线长,各级各单位局面太过复杂,想要做到全国上下适度可控难度极大;二是参与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央政策传达、宣传、领悟、贯彻容易不到位,想要做到精准统一思想、行动难度极大;三是斗争的对象主体政治概念性较强,标准界定不明确,容易造成目标错位、误伤忠良。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全国那么大,各地各级文革运动参与者中,不落实中央精神的大有人在,要想短期内把大家的利益关系都全部理顺,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乎,各派力量更多的还是保自己命而革别人的命去了。于是乎,我们看到的是,大家都拿毛泽东当红旗,然后为自己的利益而博弈。这种背景下,各种奇葩现象就发生了,出现过不少两派力量都喊着保卫毛泽东而打在一起的事情。
  使后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多有诟病的原因之一,是文革初期一些单位一些地方将斗争对象扩大化,以及局部地方发生的打砸抢、破四旧、武斗等不得人心的现象。在文革运动的大环境下,社会各阶层、各类人等人性险恶的一面纷纷暴露,尽情表演。文革中的红卫兵主要有两大阵营:一派是保守派,另一派是造反派。运动中出现的负面问题,多数与保守派红卫兵分不开。
  如,1966年8月22日,清华园内贴出了批判王光美的大字报《有人在与毛主席唱对台戏》,内容是讲王光美的桃园“四清”经验把斗争矛头对准群众和基层干部是错误的,是与毛主席“关於四清的二十三条”的精神相悖的;而王光美在清华整群众就是继续坚持在桃园搞“四清”时所犯的错误,是故意与毛主席的“关於四清的二十三条”唱对台戏。1966年8月24日,以刘涛(刘少奇的次女)等高干子弟为首的当时清华唯一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与北京市老牌的中学红卫兵一起,联合进行了文革史上笫一次大规模的所谓“革命暴力行动”。当天下午,突然间用皮鞭、棍棒、口号和“语录歌”武装起来的大批红卫兵,以集团军的形式浩浩荡荡从校外开进清华园,以暴力冲击清华大字报区,用皮鞭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在对清华重要的大字报进行拍照之后撕光清华的所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於广大师生员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宏大的暴力斗争阵势,因此整个清华大学乃至整个北京高校区都笼罩著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这就是所谓的“保守派”红卫兵。而些时,“造反派”红卫兵还处在一盘散沙状态,没有形成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因此,很多研究文革的文章认为,文革中武斗的悲剧完全是“造反派”红卫兵的罪过,这种说法至少在武斗问题上与文革历史的真相不符。
  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是要解决党内问题,路线问题,所以中央文件上明文写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大鸣、大放、打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这场“文化大革命”,正因为太超越时代,史无前例,无章可循,没有任何经验借鉴,不知道怎么干,具体执行起来,自然免不了出现一些问题。各种偏差失误也并非毛泽东所致,而是其他人为的捣乱破坏。比如武斗打人,毛泽东从来就没有赞同过,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有人就是不听,一直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派出军队强行干预,才最终制止了武斗。
  由于红卫兵派系山头林立,“老红卫兵”、西纠、东纠、联动等真正反文革、搞破坏的保守派组织纷纷出现。特别是文革初期,保守派红卫兵利用文革的红旗反红旗,高举着“红五类”的旗子,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抡着血统论的大棒,大打出手。一部分人却有意将斗争的对象从针对“走资派”转移到针对“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以及中下层的群众、学生,反干扰,“抓游鱼”,反右派,揪黑帮,整“黑五类”,横扫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以“破四旧”为名砸牌子、改名字、毁字号,剃光头、剪裤脚,抄家、打砸抢烧,大搞白色恐怖。仅文革开始的50多天里,北京大中学校师生被打成右派的10211人,打成反革命的2591人,他们拉着被他们打成“黑帮”分子的人游街示众,赶“黑五类”出城,对“四类分子”扫地出门,要其“滚回乡下去”。1966年7月,外出考察回京的毛泽东明察秋毫,果断纠正了方向性路线错误,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有的地方,仍然按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老标准确定敌我,斗地主、斗富农,抓右派、打反革命,横扫牛鬼蛇神,事实上是把矛头对准了群众,打击一大片,却在保护真正腐败的一小撮;有的地方,群众先后自发成立红卫兵派别,或是看不惯官僚行为,组成“造反派”,起来造反夺权,或是为了保护被认为是好人的领导阶层而组成了“保守派”,开展保卫斗争,一时发生肢体冲突甚至械斗武斗,局面混乱已然难免。这也许就是人们认为文革失败的个中原因吧。当然,各地这种现象只发生在文革的前一两年,待毛泽东号召只能“文斗”不准“武斗”之后,局面很快得到控制,运动重回有序。个别地方出现“破四旧”毁文物的现象,也是群众的自发性事件,并非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而且只持续了几个月就被制止了。
  可以说,那些年各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一会这个被打倒,一会那个被打倒。经过十年,许多利益阶层、群体、山头、派别被打乱了,各方力量都消耗得差不多了。换句话说,那十年整个社会人们的心灵都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文化洗礼,把整个中高端的精英阶层进行了一次次大洗牌。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也开始厌倦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了,人心开始思定了,于是结束政治运动也就大势所趋、顺理成章了。
  近年来,文革中真正搞破坏的保守派红卫兵的一部分人觉悟了,感到愧疚,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说那些事是他们干的。陈小鲁特别为逼死校长、书记道歉;宋彬彬、刘进(工作组搞的师生代表会主席)为打死卞校长道歉;“联动”分子王冀予在接受凤凰台记者陈晓楠采访时对他打死人表示道歉;道歉的名人还有:济南的刘伯勤、河北的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等。不曾想,他们无意中却说出了许多隐瞒已久的真相。当然,还没有道歉的还有,如青海枪杀青年学生案、北京大兴县打死人案、湖南道县屠杀贫下中农案、武汉的多起血案、福建泉州屠杀共产党人案……如果这些人都道歉了,凶手都自首了,文革中的是非曲折也就都搞清楚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在治国理政上的经验不足,与经济建设探索中的“大跃进”相似,在政治建设路径探索中发生的一些偏差、错误和挫折,应属在所难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基层出现的过激行为,不排除一些形左实右的人,目的在于争权夺利。如,林彪反革命集团及叛逃事件、破四旧、打砸抢、武斗等局部时间局部地方发生的事件,严重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效果。毛泽东是发动和支持最底层的人民群众起来,要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敢造“走资派”的反,此举必然受到党内一些为了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人的反对。某些政治派别,出于他们政治主张或自身私利的目的,利用了文革中的失误和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毛泽东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造成“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许多负面影响,有运动组织者的工作失误和错误,亦有党政军内一些形左实右的人在有意破坏。不管怎样,在这一点上,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确有用人失察、监督失效上的失误。
  (3)对文革的评价
  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在世时给予了“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等人,对他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虽然时至今日,社会上对文革结论仍存争议,但每位党员对党的决定,务必是要统一思想和严格执行的。
  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流行甚广,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至今,一些不求甚解的人还在以讹传讹。这种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观点,必须得到澄清。
  事实上,在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起始阶段,由于部分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利用文革有意搞破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领域的正常生产,即1967年、1968年两年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9.6%和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
  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必须迅速返回,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要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两套班子,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未开展文化革命而生产任务较重的单位,文化革命要推迟进行,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国民经济保持了正常发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至70年代末期国家正在进行“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为建国以来投资密度最大的时期,完成了巨量的国家工业区域战略布局和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超2050亿元,历时三个“五年”计划,国家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如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文革”时期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农业方面,“文革”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由于八十年代以后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七十年代的投资在发挥着效益。这些七十年代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了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为八十年代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抵御旱涝灾害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国家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能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文革期间所取得的以“两弹一星”为代表作的巨大成就,这是五百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追上世界新军事革命,两极世界从此变为三极世界,中国一举彻底改变百多年来积贫积弱的局面而昂首世界。
  由于文革中错伤了很多人,社会上存在着一些对于毛泽东的负面情绪,国内外攻击毛泽东的人,都以文革为由,进而以偏概全否定毛泽东全部,以获得同情降低舆论阻力。但这种手法,立即就被德高望重、襟怀坦荡的一批老干部识破了,在文革中受了很大委屈的如彭真和黄克诚都认为,文革中的错误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而且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和他一生的功绩比起来瑕不掩瑜。邓小平同志也说不能全面否定文革十年中的工作,“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
  如今,毛泽东曾经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离我们远去四十余载。有道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在已经过去的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人虽然取得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体验了生活的改善,但同时也渐次体会到了国内意识形态的混乱、新自由主义的泛起、社会风气的恶化、腐败现象的严重。于是,广大干部群众、社会媒体网络、各类学术专家开始冷静思考,对毛泽东时代进行再深入研究,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有了更加客观的评价。
  实际上,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育一直以来都受到学者的关注,很多人都表示应客观地对待这段历史。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是,2017年由国家教育部会同中宣部编写审定的统编初中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对原教材第7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容进行了修订。按照新的编写体例,在新教材的第6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中,对“文化大革命”的背景、过程和危害等进行了讲述。
  旧版教材写道:“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新版教材修订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此,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
  此次部编版历史新教材,于2018年3月春季全国初二年级新学期投入使用。(部编本教材,指的是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历史、政治三科教材,将在2019年全面覆盖全国中小学,改变过去统一大纲下多版本教材的局面。)
  近年来,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也日趋客观。况且文革并不是毛泽东历史的全部。一些主张西化、叫嚣西方民主的公知文人,每每把“文革已被彻底否定”、“文革不能卷土重来”挂在嘴边,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想借此行反毛推墙之实罢了。
  (4)对文革的理解
  如今“文化大革命”这个字眼,显然已被妖魔化了,不少人一听就紧张。囿于自身对历史未知、狭隘经验或个人利益得失,许多人对文革有着极不理解,甚至极其反感的态度,从当前主流政治现状来说,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人们渐渐地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不再是那么荒唐无稽、那么不可理喻了。相反,当初死活弄不清的东西现在竟然渐渐清晰开朗起来了。
  2013年黎阳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放疗”——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2周年而作》一文,把“文化大革命”理解成是毛主席试图消灭中国政治体制内“癌症”的一次“放射治疗”,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副作用,似乎就容易理解得多了。
  “用放射治疗法治癌症,不可避免要伤及大量无辜的健康细胞,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痛苦。但为了消灭那些致命的癌细胞,就不得不忍受这些痛苦。无论患者还是亲属都不会硬说用放射法治疗癌症是犯罪,而会承认这是为了保全生命、挽救整体而不得不承受的必要的代价。即使治疗效果不理想,那也不能因此追究医生责任。相反,应该承认医生已经尽了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如果怀疑采用放射治疗的医生动机不纯,是存心害人,那只要看看医生及其亲属是否利用治疗损人利己就行了。如果人家没有得到任何私人好处,那凭什么怀疑人家的动机?”
  “文化大革命”就象一次政治“放疗”,目的就是通过人民群众的“放射治疗”消灭“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癌细胞。尽管我们承认“文化大革命”有种种不当之处,但我们仍然应当承认那是毛泽东为根除“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之癌的有益尝试。我们既然能够容忍“摸着石头过河”搞“改革”,就理应可以容忍毛泽东“摸着石头过河”搞“文革”。
  当年否定“文化大革命”时,不少人曾举双手赞成。但是,其后一些公权力缺乏有效制约所导致的官员腐败、“学术权威”“精英”误国等一系列反面教材,让人民群众重新认识了“文化大革命”。茅于轼、张维迎等一批所谓“经济学家”的“精英”们一边炮制耸人听闻、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主张,一边大喊“反对文革”,让越来越多的群众看穿了他们反毛推墙的本意。“精英”们对“文化大革命”如此恨之入骨,咬牙切齿诅咒不休,就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灭亡中国阴谋的致命威胁。
  当年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颇有点类似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在一边欢呼的愚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年的耶稣被钉死了,其信仰却复活了,曾经欢呼处死他的人的后代不少人后来却皈依了基督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同样的情况正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就是因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个人因此被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反对非议抹黑污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和出发点,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一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泽东的文革失误应该得到谅解,毛泽东的科学探索理应值得肯定。
  (四)勤政廉洁,勤俭朴素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时代,创造了世界难得的清廉政府,因为他个人就是中国最廉洁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光明正大,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堪称中外执政党领袖廉洁奉公的典范。他的执政风格主要体现在“修身”、“齐家”上,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上行下效,真正达到了孔夫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崇高境界。
  1.他反腐不贷。建国初期,面对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政府机关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于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发动了“三反”运动,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历时近11个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掀起中共执政后首场反腐倡廉斗争,有力遏制了机关中的腐败现象。
  截止1952年10月25日“三反”运动结束,全国参加“三反”运动的共850万到900万人,受到处分的占4.5%左右,查出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10.5万余人,约占2.7%,绝大部分免于处分,部分给予行政处分。判处有期徒刑的有9942人,无期徒刑的有67人,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
  “三反”运动中打得最大的“大老虎”是前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此前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前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张子善。刘、张二人在三反运动中被揭露,经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于1952年2月10日在保定被依法执行枪决。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的《判决书》说:“刘、张二犯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71万余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逐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倡廉体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地“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其实,早在毛泽东时代,“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倡廉态势已初步形成。由于毛泽东对贪腐官员重典治吏、严惩不贷、绝不姑息,所以多数领导干部“不敢腐”;身怀革命的理想信念,心存忘我精神,所以多数领导干部“不想腐”;人民尊享主人翁地位,对腐败现象享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力,主动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以无处不在的群众监督,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建国初期在法规体系上的不够完善,所以多数领导干部“不能腐”。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受西方私有化、市场化、利己主义等思潮的侵蚀下,腐败现象沉渣泛起、泛滥回潮,给反腐败工作带来了严峻考验。
  2.他廉洁俭朴。毛泽东,他痛恨贪官污吏的同时,一生俭朴,要求自己的子女和后代廉洁奉公。他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并握有至髙无上的权力,可他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过特殊的利益。
  1955年他拒绝做大元帅,大元帅服都已做好,毛泽东坚决不穿!
  毛泽东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完全公开个人财产的人,更是中外执政党领袖彻底“亮晒”家产、始终廉洁奉公的第一人。
  毛泽东手中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始终认为权力是人民的,从不以权谋私。建国后,许多故旧想通过毛泽东找工作谋职业,但总是被他婉言拒绝。不仅亲戚朋友得不到毛泽东的任何“关照”,就是毛泽东的子女也不能有任何特殊,子女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必须靠自己,自食其力。他要求回国的长子毛岸英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到农村、工厂、部队去锻炼。1950年10月,毛岸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奔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前线的人。
  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终生艰苦朴素。
  毛泽东有个习惯,从来不摸钱,他的收入为工资和稿费两部分,均由组织和组织安排的专人管理,并记有明细账。
  1955年国家公务人员实行等级工资制时,毛泽东最初不肯领取国家一级工资,后经周恩来做工作,才无奈执行领取调低工资标准后的594元一级工资。1956年,在毛泽东要求下,中央制定降薪方案,他的行政一级工资降为504元。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带头将自已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调整为404.80元,比大学一级教授工资460元还要低,一直到临终时,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坚持不吃肉,以致患上了浮肿病,自己的女儿也跟着挨饿。
  根据1968年以后担任管理员的吴连登回忆,毛泽东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生活节俭。由于毛泽东的工资要支付党费、房屋及家具租金、李敏和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江青的一个姐姐及其孩子生活费、全家吃饭钱、留民主党派的朋友吃饭、抽烟、茶叶、救济经济困难的老乡等费用,因此几乎每月都成了“月光族”,实在不够用时,才能打报告并附上账单经他本人签字,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取他的稿费以补缺。江青的工资是243元,工资领回来记到账上,毛泽东交代各花各的钱,就是现在通常说的AA制。毛泽东每天只四菜一汤,但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他最奢侈的食物也就是一碗“红烧肉”,但一个月只能安排吃两三次,平时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
  吴连登说:“主席去世后,我坦诚地讲,家里没有剩一分钱存款。”
  根据1952年到1986年专职负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回忆,当年毛泽东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两次。”
  毛泽东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最初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后,几十元的工资,要维持家庭生活、要请保姆、要买奶粉,生活非常困难,才找到张耀祠同志求助。张耀祠写条子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小,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块钱给她。之后,毛泽东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毛泽东曾经跟汪东兴说:“江青以为我要死了,要办后事了,向我要15万元,我给了她3万。”
  他的女儿李讷在他去世后,自己拉着板车去买白菜。有一度尿毒症因为治疗费用不够一度影响治疗。世界上哪个领袖象他这样?!
  毛泽东所得稿费,都是他自己著书立说应得的。汪东兴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以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
  郑长秋说:“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费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东兴(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同志签发。”
  吴连登说:“毛主席逝世后,稿费还是放在中办特会室。大概在八十年代,就全部上交国库了。”没有留下任何家产、存款及金银珠宝,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财产遗嘱和一分钱。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常常穿着带有补丁的衣裤去巡视、走访、做报告,与民主人士和工农兵交流。那时,毛泽东食粗茶淡饭,住简陋窑洞,生活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艰苦。建国初期,毛泽东只做了两套衣服,一套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一套是访问苏联时的礼服,买了一双圆头皮鞋,这双皮鞋他一直穿到与世长辞。毛泽东除公众场合或接见外宾以外,平时穿的衣服经常是补丁摞补丁,内衣、被褥及平时穿的衣裤袜子都是补了又补。直到毛泽东逝世时,他的一件睡衣用了20多年,补了70多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上的补丁也达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这就是一位大国领袖的真实生活状况。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时,发现毛泽东穿的那条穿了整整5年的藏青色的裤子上有数个大小不一的补丁,没有问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朴素,而是问:“主席先生,你有什么特长?”
  毛泽东听闻笑着道:“为人民服务!”
  临行前尼克松深深的弯下了自己的腰,对着主席鞠了一躬,让世人震惊。这就是中国领袖毛泽东的个人魅力。

醉饮刘伶悲世风 笔舞岁月感慨浓
轻言怎敢忘忧国 风过犹望大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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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集体经济的典范——南街村